周总理翻译采访摘要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9月11日，作者：中新网，原题：《周恩来日语翻译：中日友好是国家利益不是口号》

年逾8旬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曾担任过毛zhu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日语翻译，曾是1972年中日首脑会面的见证人之一。她表示，中日友好是国家利益，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亚洲和世界和平，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

采访摘要如下：

1972年9月27日晚，北京。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第一次握手。由于这次历史性会见，最终正式确定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当时参加会议的中日双方高层领导人均已作古。两位领导人到底谈了什么？担任过毛zhu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日语翻译的王效贤，就是这次首脑会面的见证人之一。

需要提及的是，年逾8旬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已经多年不接受媒体采访了。这次，当《日本新华侨报》通过旅日华人企业家杨嘉丽女士提出采访申请以后，王效贤副会长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她告诉记者：“杨嘉丽的父亲原来中日渔业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我的老领导。对老领导女儿提出的要求，我是要满足的。”一种浓浓的情意溢于言表。

王效贤副会长在中日友好协会娓娓而谈，向《日本新华侨报》记者讲述了从中日复交前20年民间友好工作，到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再到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风风雨雨。

发展关系要做好对方关心的事

《日本新华侨报》：您长期从事对日外交工作，而且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见证人。您能够回忆一下当时的中国gov或者说是周恩来总理，为恢复中日邦交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王效贤：谈到中日恢复邦交，大家都喜欢从1972年说起。事实上，我们为恢复中日邦交已经做了20年准备工作。记得是1952年，在莫斯科举行一个国际经济会议。中国的南汉宸、雷任民两位经济界领导也去参加。出发前，周恩来总理特别交待说，你们这次去参会，日本也有国会议员参加，你们一定要把他们请到中国来。当时，日本参议员高良富，众议员宫腰喜助、帆足计都参加了莫斯科经济会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要请他们来。

由于当时中日没有正式外交关系，高良富等人就从欧洲绕道而来。这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日本人。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参加促进中日关系的一些工作的。

当时，日本人最关心两条：一个是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怎么样了，一个是留下的日侨又怎么样了。总理早就想到这些了，所以1951年就让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转告日本方面：近3万日本人留在中国，他们要想回去，中国欢迎，而且他们从居住地到乘上日本船的路费由中国方面出。日本当然很高兴，所以1953年初，当时日本的吉田内阁首次给来华谈判的接侨的三团体（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团签发了来华护照。中国由廖承志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之谈判。这项活动很成功，中日关系的发展每一步都是周总理在指导。

1954年，总理又特别交待应上述三团体邀请回访的李德全会长，将全部战犯名单交给日方，经双方磋商，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名分批释放，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人判死刑。这些是日本方面最关心的事情。

中国对日谈判有礼有节

《日本新华侨报》：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来了以后，中日进行了四轮建交谈判。这四轮谈判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效贤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特别尊重日方、讲究平等。所以谈判的地点既有在人民大会堂的，就是代表中国方面；也有代表日本方面的，就是在当时田中角荣首相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建交谈判中首先是历史认识问题。田中角荣在总理的欢迎招待会上主动提了这个问题，他没有承认侵略中国，只是说“给中国添了麻烦”。“麻烦”这句话当时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总理在第一次会谈就给他提出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你不能用一个“添了麻烦”就了事。你往女同志裙子洒了点水可以说是添了麻烦。我们在这场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怎么能用添了麻烦了事？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还有一个就是赔偿问题。中国人非常友好地放弃了赔偿。但日本的一位谈判成员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居然说“这个问题不用谈”，因为蒋介石在日台条约里面已经解决了。总理当时就火了，非常生气。他一般都很冷静，但是那次他很生气。总理说，你这叫什么话，蒋介石放弃赔偿，他跑到台湾去了，他有资格放弃赔偿吗？他这是慷他人之慨。“慷他人之慨”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

然后就是讲台湾问题。日本的想法是保留台湾问题跟我们‘建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台湾问题谈的时间最长。到最后终于得到解决。

1972年9月27日晚，毛zhu席在中南海书房内接见了田中角荣一行，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也在其中。两人会谈持续了近一小时。主席走上前，跟田中握手。毛zhu席非常诙谐地说，“我叫毛泽东，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晚了。”毛zhu席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田中向毛泽东介绍大平时，毛zhu席又诙谐地说，天下太平嘛。本来大家非常紧张的时候，给毛zhu席这两句话一说，一下子气氛完全就不同了。毛zhu席陪着田中就坐下来了。刚一入座，毛zhu席又幽默地问他：“你们吵架吵完了吗？”又说，“那个‘添麻烦’的事怎么解决的？”他还指着在场的唐闻生开玩笑地说，田中那句“添麻烦”让这位女同志很不满意。

田中当时表示，“已经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改了”。毛zhu席又诙谐地说：“吵完了就不吵了，天下就没有不吵的。”

当年9月29日，中日两国gov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中日建交谈判未涉及钓鱼岛问题

《日本新华侨报》：现在，有些媒体报道钓鱼岛问题时，说当时田中角荣曾在没有日本外务省人员参加的情况下，私下跟周恩来总理提出过此事，问“那个岛的事情怎么办？”然后，周恩来总理说“这次，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话吗？

王效贤田中角荣当时非常轻描淡写的提了一下。总理说“这次不谈”，所以根本就没谈了。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时候也没谈。前后两次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在1978年的时候才成为问题。在邓小平访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突然有记者提出来了。邓小平一听，回答说：“对于这个岛，我们双方的称呼都不一样。我们是叫钓鱼岛等岛屿，你们是‘尖阁列岛’，可见双方立场不同。”邓小平还说，这个问题放一放没关系，我们这一代人谈不拢，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下代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会找出解决的办法。

年轻人应该了解中日关系历史

《日本新华侨报》：今天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是现在看来，这40周年也是风风雨雨的，最近好像越来越不顺利。您怎么看这40年来的中日关系？

王效贤：我觉得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要说没有一点矛盾是不可能的。夫妇两个人还吵架，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有了问题以后如何解决。

我觉得以前我们也有问题，比如说岸信介一上台就发生了撕毁新中国国旗的事件。这些问题都很大。但是当时能解决，这是因为两国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总有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站出来讲话，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改善中日关系有两条：一个是政治家、有识之士要站出来说话；一个是民间要多加强往来，以民促官。特别是下一代要了解中日关系历史，了解老一代政治家为了中日关系是如何献身的。老一辈的事，现在年轻人要知道。

中日友好是国家利益，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亚洲和世界和平，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

日本政治家应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政坛跟过去有一点不同了。大阪的桥下彻、名古屋的河村隆之、东京的石原慎太郎等组建的所谓“地域政党”在不断强大，您觉得这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有影响吗？

王效贤：不能说没有担心。我现在有一个很不理解的问题，比如说松下政经塾。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还专门和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谈过。邓小平跟松下老先生说，中国要搞现代化，没有电子工业的现代化就只能跟着别人屁股后头走。松下老先生听了这话非常赞同，他决心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松下老先生就想联合日本几家大的电子企业，一起来帮助中国，但当时谁都不干。那时候日本大型电子企业的对象都是台湾。最后松下老先生自己在1979年访问中国，决定给中国工业化提供援助。从根本上讲，松下老先生是推动中日友好的人。但是，他出资办的松下政经塾培养出来的政治家为什么会是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家呢？这点我怎么都想不通。现在这些日本政治家不从日本国家利益考虑，都在想什么呢？

松下老先生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他考虑到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实际上这也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他也访问过中国好几次，一直到现在松下公司也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国家有很多松下的分公司。所以，松下政经塾培养出来这样的政治家，我就不大理解。我总希望，日本的政党能够有些大的变化，如果就这么下去，大概中日关系不会好到哪去。

采访结束时，王效贤副会长告诉记者：“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现在，我们对到协会工作的年轻人，首先提的要求就是要认真学习中日关系史。”她亲自把记者送到大门口，那份亲切，那份礼仪，让记者感受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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